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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森根:周有光高尚的人生境界
2013-01-28 10:04:29  来源:文艺社  作者:张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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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记者问他:中国实现民主可能会在30年之后,长不长?他回答:30年不算长,中国有5000年历史。针对眼前的消极因素,他总笑眯咪地说:不要急,社会发展像老太太扭秧歌,走三步退一步,实际是她马上又会朝前走几步,不会原地踏步不动。


        周老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设计师之一。周先生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化和信息的全球化的贡献,万古千秋。他是自1898年《马氏文通》出版以来被列入的30位“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中唯一进入21世纪的老寿星,其他29位都作古了。他进入21世纪是96岁(按阴历算,下同),2013年1月13日迎来了108岁生日。一家中央级出版社届时将推出《周有光文集》,大约20卷左右。他最近的一本书《晚年所思》(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于今年6月。2012年10月24日我和几位朋友有事上门拜见周老,仍见他老先生光彩依旧,身体硬朗,思维敏捷,十分健谈,从精气神方面观察,跟一年多前没有太明显的变化。他像他往日一样——读书、思索、写作、与亲朋好友交流、切磋学问,周而复始,天天如此。


        当今世界百岁老人也许不希罕,但像周老那样著作等身、头脑至今还那么清晰的知识老人,恐怕是空前的。这位世纪老人大彻大悟,大智大勇,足不出斗室,天下大事、社会态势,了如指掌。他的生活宁静而快乐,有时甚至忘记了年龄,还相当活泼、热闹。朋友们见到周老,都感到他生活得十分充实。他的著作、谈访录和视频在海内外广泛传播。不少读者还把周先生的经典语言制作成图文并茂的PPS在网上传播。可见上苍把周老先生忘了,因为上苍要创造一个活着的奇迹,赐福于中华大地,以留给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滋润他的子民。


        周有光生曾戏言自己50岁起由经济学教授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前者是半途而废,后者是半路出嫁,两个“半”字合在一起,就是个圆圈,一个“零”字。事实上,他不仅在学术生涯中所获得成就达到了近乎圆满的界限,而且,通过读书、养性、敦品,励行,还向读者展示了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社会担当以及风范和人生境界。原国家语委副主任陈章太先生在庆贺周老百龄华诞座谈会上以七个“最”字来评论他的贡献。陈先生说:周老是语言文字学界年龄最大的长者,同年龄段中身体最健康的学者之一,成果最丰硕的学者之一,知识最渊博的学者之一,工作最勤奋的学者之一,思想最新潮的学者之一和品格最髙尚的学者之一(见王鉄琨等编:《一生有光——周有光先生百年寿辰纪念文集》第186-189页,语文出版社,2007年1月)。以下是周老在我的心目中三个突出的印象。


        永远的乐观主义精神


  周老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经历了晚清(光绪和宣统)、民国(北洋政府和蒋介石政府以及抗战时代)和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几个不同的历史年代。他在常州和苏州上中小学,在上海入大学(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各二年)。离校后,在上海、杭州,纽约、香港和北京等地生活和工作。1949年以前,他参加过救国会的爱国活动,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发起人之一。重庆时期他经常参加周恩来召集的座谈会和讨论会。他一生中认识许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髙官,好多人劝他从政当官,但他都不为所动。解放后,民主党派的地位提高了,他却一直保持低调。他的老朋友章乃器出任粮食部长,请他去当官,他也不去。“七七”事变后,章乃器成立了一个工业经济研究所,自任所长,请周老当副所长。自到北京工作后,周先生的收入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1000多元降到500多元,文革前只有200多元,日子过得很吃紧。朋友们劝他担任行政职务,否则级别低工资提不上去。但周老不当官的信念很坚定,他一直守着这条底线。刚到文改会工作时,因为吴玉章政治地位高,周老上下班有专车接送。吴玉章去世后,文改会从部级降为局级,他只能挤公共车了。但他心中只有事业,对个人利益看得很淡。他说:“使尽吃奶力气,挤上电车,借此锻练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其实,周先生解放前几年就有私家汽车,而打电话焉能出家门半里?但为了他心爱的语言文字工作,他总是乐观地面对生活。后來,上面让他当了政协委员。1989年秋季之后,他不计个人的利害得失,主动从政协教育组副组长的名位上退出,慨然与政府主导的一切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脱勾,以此来表明自已的信仰与立场。在他來说,文人的名节永远髙于个人的待遇。虽然不允许公开表明立场,他后來通过著书立说、接受媒体访谈、发表公开讲话等渠道,在学理层次上把他该说的话统统说了出來。因而他的杂文、小品文,看似平实委婉,文章中总透着一股磨砺批判的锋芒。


        周老一生有20年光景生活在厄运之中。一是抗战时间,他全家搬迁四川,八年中他颠沛流离,为了躲避鬼子轰炸和谋生,光安身就前后转换了17个住处,女儿因缺医少药活到5岁就夭折了。儿子被流弹击中,肚子上被打穿5个孔,自己在一次轰炸中被震到沟旁,看看周围的人都死了,他算是九死一生的存活者。全家几乎天天挣扎在死里逃生的环境下,有时还遭强盗抢劫。有一回全家被炸得只留下一双胶皮套鞋。好端端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落到了贫穷、挨饿的地步。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身无长物,一贫如洗,只能重新开始。但他一点不沮丧,乐观地面对生活,依然像战前那样积极工作,关心社会,与大家共呼吸、同命运。


        二是文革又一次让他受尽折磨。他家五口人分居在宁夏、湖北和北京。文革前他要负担母亲、妻子和儿子的生活费、医疗费和学费,几乎要靠借贷过日子。入不敷出的他,文革前竟欠下了4000多元的债。文革开始,他每月只收到30元生活费。大家也许不知道,40年代中期他在纽约生活时每月的薪金高达500美元,在美国也祘中上等收入,如按现在的标准算,月薪髙达人民帀10多万。他告诉我,解放初期他的工资收入可及美国教授的一半,改革开放之后收入就只有香港保姆的一半左右,对此他并不太在意,只要能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就可以了。文革结束,全家人齐集了,但原来那点算不上富裕的“家产”己经荡然无存,不仅书籍丢失,连书稿、笔记、照片统统被毁。文革让他又一次倾家荡产,甚至比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的局面还惨。但他毫不气馁,从干校返京后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工作。他总是不计较自己的遭遇和利益,心中纯然装着社会与事业。周老语言文字学的大部分学术成果也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取得的。


        当然,中国有许多家庭都遭受过日寇侵略和文革之苦,但像周先生那样家庭生活大起大落,起承转合,阴晴风雨之后能饱满地投入工作,重新创业、转换社会角色和职业定位、又能在经济学、语言文字学以及跨学科研究事业上崭露头角的百岁老人并不多。他身上似乎永远充满着活力,能用乐观主义精神面对社会与人生,天天快乐,活得十分平静、愉悦、充实,令多少人羡慕不巳。一位记者问他:中国实现民主可能会在30年之后,长不长?他回答说:30年不算长,中国有5000年历史。一些朋友针对眼前存在的种种消极因素向他讨教时,他总是笑眯咪地说:不要急,慢慢来,社会的发展像老太太扭秧歌那样,走三步退一步,你只看她退了一步,实际是她马上又会朝前走几步,不会原地踏步不动的。因为他比一般人看得远,所以有定力,自然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乐观情绪。


        周老的乐观主义精神还体现在他的生死观上。2002年8月14日周老夫人张允和去世,享年93岁。比他小3岁的张充和,自称“家庭妇女”,“一辈子是丫鬟命”,实际上是我国苐一批进入大学的新女性,并当选为女学生会会长。她不但有才华,而且性格开朗。周老戏称她“快嘴李翠莲”。他们两人恋爱了8年才正式结婚。张允和的曾祖父当过兩江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1921年张允和的父亲在苏州开办乐益女子中学,依然是大户人家。周老的祖上虽然也是官宦出身,民国时期开始败落。但张家十分开通,听凭儿女婚姻自由。叶圣陶说:“九如巷张家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张家四姐妹___--元和、允和、兆和及充和,都找到了佳婿。四姐妹中以老三的夫婿沈从文最有名气,但也一生坎坷。张允和解放初在光华附中任中国史教员,后因业务精湛奉调上北京编纂教科书。不料在三五反运动(从1950-1978年估计有56次这样的“政治运动”)中张允和挨整受气,周老索性让她回家过“家庭妇女”的生活。幸好如此,像张允和那样的家世和她的性格,在往后的50多场“政治运动”中可能性命难保。解放后,张家四姐妹地各一方。四对夫妻中除周老外,仅四妹张充和现在美国生活。周老夫妻性格不同,周老爱喝咖啡、红茶,很理性,搞汉语现代化,推广汉语拼音,写理论文章。老妻则爱喝绿茶、老母鸡汤,重感情,写散文、随笔。周老爱听西洋音乐,妻子爱听传统音乐,唱昆曲。但他们70多年的恩爱生活过得十分快乐。张允和写道:他们“经过了无数的惊涛骇浪,石堤被打得千疮百孔,可是石堤上的两个人依然坚挺硬直”。他们都要一同接受人间的苦难,更愿享受人间和谐的幸福生活。张允和那天去世的前夜,还同来客谈笑风生。她的突然去世,对周老是晴天霹雳,使他一时透不过气来,但后来想起了“残酷的进化论”,“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要条件”,他只能服从自然规律,很快就平静下来,过起了孤寂但仍一如往常的日子。他说:“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周老年轻时身体很弱,一位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但现在他活过了比三个35岁还长。他幽默地说:不能怪算命先生,那是因为科学发达了,他所以能活得健康,还有,就是上帝把他忘记了。许多比他年纪小的老年人都说:人老了,活一天算一天。他却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他从81岁开始,作为一岁,从头算起,他还要继续读书、思考和写作。他真是一位快乐的智慧老人!


        说真话,做真人,一生追求真理


  周先生崇高的人格还表现在他终生求真务实,不说假话和空话。他说:“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真话一定是真理的前提”。他决不为了个人的利害关系或避祸免灾去说瞎话和昏话。有的人主张“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但实际上,大话、空话、套话和“我主圣明”的话照说不误。还有人說,“真话尽量说,假话不说”。当然,这也是十分无奈的。


        但在周老看来,“真话不全说”也是不应该的。学者既然以追求真理为本义,为什么连说真话的勇气都没有?周老在学理的层次上把他心中要说的话都说了出来,没有什么真话是不可以说出来的。他的“三分法”、“双文化论”和科学的一元性,这哪一项不都是他心中的真话?当然,说不说真话牵涉人的德行与操守。怪不得“难得糊涂”、“内方外圆”、“祸从口出”、“三缄其口”成了知识分子通常的处世哲学。海外有人称他们为“犬儒”。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太偏激,有失公道。因为他们对国内的背景不了解,打击了一大批。但他们的锋芒如果指向名髙位重的学界名流,倒是可以理解的。有的著名学者不是为了迎合威权的需要而说了许多有悖常识的话吗?这类学者头顶上的桂冠太多太重,为名利所累,抛弃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精神,最终变成了学界的笑料。


        但中国毕竟还有一批像周先生那样的学者终生说真话、做真人而不动摇。周先生跟这些学者完全是两路人,对他来说,追求“道”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他高尚的人格写照。我们学习周老,这是最重要的一点。2010年他出版了《朝闻道集》,这是一本说真话的书。周老说:这本书“记录我生命中最晚一段时间的阅读和反思”。他像比他长两岁的巴金那样,把他的真心、真情、真知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读者。他在知识与理性的层面上,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绝不随风转舵,虚与委蛇,以伪充真。


        为了学术的发展,他决不当和事佬,而是对不正确的观点与结论开展批判。他针对另一位名声比他更大的学者的“河西河东轮流坐庄论”和中国文化将主宰21世纪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驳。这位大学者还主张“振兴国学,必须从娃娃抓起”、“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乃至反对古书“今译”……。周先生不顾情面,也一一予以否定。周老指出,甲骨文中就有简繁之分,古代就有简化字,书法家王羲之经常写简化字;历代都用当代字体改写古书的,因此,“今译”早巳有之。删繁就简是“汉字和一切文字的共同规律”。拼音帮助汉字,有助于普及全国共同语,进一步就会导致信息全球化和语文全球化。他指出:“认为文言比白话优美,那是心理错觉。目前有一股复古风,这是缺乏时代意识和自信心的表现。青年们不可误入歧途”。对所谓的“国学”,周老也有他独特的看法。他对“国学”的主心骨——儒学有全面的认识,主张对它的封建性、保守性和玄虚性要加以剔除和改造。他提出了儒学现代化问题,目标是与赛先生和德先生握手。他指出:文革“使整个中国筋疲力尽、奄奄一息,原来信奉马列主义的人们发生了信仰危机……脑袋里空空如也。突然听说'四小龙'起飞是以儒学为背景,由此想起了华夏文化。马列主义加上华夏文化可能产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说法也只是猜想”。


        终身教育,百岁自学


  这八个字是周老为《见闻随笔》(时年100岁,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撰写前言时所加的标题,作为对他自已的鞭策,也是他终身践行的人生哲学。周老上大学主修经济学,语言文字学只是他的兴趣所在。毕业后他在银行工作,用的是金融学。去美国后,他不可能进大学去谋取硕士、博士学位,靠的是进图书馆读书自学。解放后他一人干三份工作,其中包括在复旦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他没有洋学校颁发的荣誉头衔,全凭真才实学当上了二级教授(退休前为一级教授)。1956年他赴京改行参加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化工作。50岁的他又得从头开始。面对周围一大批国内顶级的语言文字学家,他一方面靠他平时积累起的知识,一方面还是要发挥他百折不挠的自学劲头和钻研精神。如果没有勤奋读书、刻苦研究的本领,他怎能在他们中间脱颖而出,完成上级指派他的任务呢?他不但从事这方面的理论探索,而且在参与研制汉语拼音方案、创建现代汉字学、研究比较文字学、研究中文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等方面显露头角。


        85岁离开办公室,他回到家中,作为专业工作者忽然觉得自己一向生活在专业的井底,“发现井外还有一个无际无边知识海洋,我在其中是文盲,我要赶快自我扫盲”。于是,他静静地坐在他那9平方米的“有书无斋”的小房间中看书、思考、写作。他写下许许多多笔记草稿,先让朋友和晚辈评点,又不断修改,有的文章发表后再改正、补充。周先生晚年六、七本关于历史、文化方面的学术性文集,就是这样靠他一以贯之的求知、问学的路径——边学边思考边写边修改——推向读者的。尽管他谦虚地说:“不知道读者们会不会笑我幼稚和迂拙”,但公众对这些跨学科研究的文集给予了极髙的评价。


        周先生主要是在90多岁后写这些文章,我是70岁左右读周老的文章的。最早读到周老在《百岁新稿》自序中说的话:“老年读书,我主要读专业以外的有关文化和历史的书籍……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因为……考古不易,考今更难……了解真实的历史背景困难重重”。周老的这段深刻的至理名言,我一直牢记在心。它成为我观察问题、了解历史的座古铭。从此开始,周老这方面的书我统统找来读,并且要尽量读懂它。可见周老“终身教育,百岁自学”的精神将对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起着重大的作用。与周老同时代的人中,自学成才的人很多,对周老也有啟发。如他敬重的胡愈之的学问,“几乎全部是自学得来。他的自学能力之强,悟性之高,透视之深,使人惊异,是青年们的楷模”。周老开始对调入北京改行想不通,胡愈之说:“这是全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周先生受到他人格感染,到北京后发奋自学,从外行变成内行。光华大学创始人、校长张寿鏞从清代学者、松沪道尹成为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和现代理财专家,也是自学成才的典范。周老的妹夫沈从文只唸过小学,后來成了北大教授。解放后一直挨整,不让他干内行、写小说,被发配到故宫博物院当讲解员,最后靠自学与钻研精衶写出了一部关于中国服饰史的传世之作。这些事例说明,文凭与学历并不代表才干与本事。


        周有光先生的人格、胸怀与情操是晚辈们的不言之教。


        张森根老师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周有光《朝闻道集》、《拾贝集》两书策划人和编者。(责任编辑:周佳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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