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文化学术史上，罗振玉与王国维并称罗、王二大师。所以，继《王国维全传》之后，我接写了这部罗振玉传，以彰显罗氏所独具的风采与经历。我想，这应该是适当的。

……

犹忆20世纪80年代初，罗继祖先生为拙著《王国维年谱》作序，称许鄙人“夙嗜观堂之学”，并且“手自抄录”其所著《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回头看，那时我“手自抄录”的罗、王相关著述与史料何止此书，例如在我为撰罗氏大传而搜集的一册又一册“手抄本”中，就有罗氏去世翌年（1941年）所刊《贞松老人遗稿·集蓼编》。这应该是我窥探雪堂其人其学之起始。我用吸了蓝黑墨水的英雄金笔边读边抄，至今回诵“予少时不自知其谫劣，抱用世之志”“念农为邦本，古人不仕则农，于是有学稼之志”，仍为雪堂老人少时强国富民的壮心，感奋不已。循此，我又查阅并全文抄录了揭载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一月一日《时务报》，由罗振玉领衔之近代中国创始农学会的第一个历史文献：《务农会公启》。

毫无疑问，史料乃立传之基。罗、王都是学问家，其巍峨的学术殿堂乃由浩瀚的大学问构建。故欲传其人，不能不先晓其学。广搜史料，这是“硬件”，非花笨力气、下硬工夫不可。况且，无论撰王传，还是罗传，皆出我个人所嗜，是业余研究，故一无基金，二无助手，自1980年以来先后搜辑之数以千万言计的史料，全凭一己之力，手工操作，可谓艰辛备尝，又乐在其中焉。而在撰写过程中，偶有弋获，其乐尤甚。试举例言之：作为罗编《农学报》合刊“附册”之《农会题名》，还有被罗氏本人舍弃于《农学丛书》外之《农会博议》，虽非“孤本秘笈”，但在拙传动笔之前，尚未见有人著录，故乍然见之，确实给了我以“新发见”之喜悦，乃予以一字不遗，整本抄录。

至于传中引文，我也要坦诚自曝：历年“手自抄录”之“手抄本”凡十六册，包括殷墟甲骨文字，内阁大库档案史料，罗氏早年笔削《农学报》的诸多报道、告白，为《农学丛书》所撰诸多识语，皆属于集外佚文；还有的文字，如罗氏晚年在伪满所撰而未编入其论著集之《时宪书序》等，均由我积聚的“手抄本”中引录，就不一一列举了。

……

我在传中多处摘引了罗氏长孙罗继祖写给我的书信，以及他的姑母罗守巽老人的诗文，故有必要补叙我与两位雪堂后人的交往及情谊。

罗继祖先生在书斋中（1991年，七十九岁）罗继祖（1913—2002），生前是吉林大学教授，历史学家，自幼随祖父罗振玉读书，“得家学真传”。我同罗继祖先生的情谊主要是通信，以“师”尊之。从1981年迄于他去世前的2001年，持续二十年，往返书信数百通。我手头现存的罗继祖先生最早一信，写于1981年3月16日。那时，他辑述的《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面世不久，他在给我的信中难抑兴奋，说：“奉到手示，欣知拙编《永丰乡人行年录》之得以刊行，尚藉大力促成，无任感荷！”并就我所询各事予以“条复”，其中有《国学丛刊》《农学丛书》《教育世界》和东文学社等相关事项，以及化名“龙峨精灵”的他表兄刘蕙孙家世，等等。给了我至深印象的，还有承他接着来信，以“笑枫同志大著读后，有一些错误或笔误，摘记以便再刊改正”的专题，对我以“笑枫”的笔名所撰《王国维年表》等研究资料中有关罗、王生平学业的某些史实予以指正。例如，《晨风阁丛书》乃番禺沈宗畤（太侔）刻，而非罗刻（罗乃代编）；王国维入南书房行走，出于升允推荐，旧以举主为老师，故王对升称“门生”。而今被我写入本书的罗、王交谊的诸多内容，差不多都历经了从那时以来三十多年的反复搜访与求证。某些有争议的内容，例如对王氏死因，我撰《王国维年谱》另有申述。罗继祖先生则来书说：“观堂是否殉清，足下自有卓见，我不欲强令足下就我。”（1988年12月6日来信）实则，我不赞同“殉清”说，更以“尸谏”说为非，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学术上各持所见，求同存异。罗继祖先生还于书信中纵谈学问文章，说他的写作“得力于小时熟读八家文之收益，非年高对文章下过功夫的人不能知。此地惟金景芳，南京惟唐圭璋”；又书告他回忆祖父罗振玉一生的《庭闻忆略》，“已写过半，此书年内亦可望刊发”，并坦言书中因罗氏而写了溥仪，但“我于溥仪无一面，对其所言宫闱秘事一无所知，此事当推王庆祥”（1985年7月28日来信）。他的《枫窗胜语》《观堂书札》诸跋（尤其是长达二万余言的《三跋》）等著述，在发表或出版前均来信告以大略，使我深受教益。除此之外，罗继祖先生辑印八十寿庆之纪念文集《海角濡樽集》、八八米寿之《两启轩韵语》，以及所撰《先室陈夫人行状附别传》等，均蒙赐寄。我手头保存的他最后的书信，是2001年9月24日来书拉家常，告以中断了十余年音闻的亲旧信息：

前一些日子，合肥大太姑昌雯从天而降，在此周日。前此霦姑亦自美来过，他们姊妹失和，然而性格不同，各有佳处，总比巽姑宽洪能容物也。尊意以为何如？

他的这位“霦姑”我未见过，只从1986年台北行素堂版《罗振玉年谱》（即《永丰乡人行年录》），见于“罗继祖辑述”下署有“罗昌霦校补”。那么，我在十余年前有过交往的“大太姑”昌雯，该就是大姊了。

……

至此，就得把话“从头说”，谈谈我与继祖先生笔下的“巽姑”（罗守巽老人）的相识与交往。

我结识守巽老人，缘于刘蕙孙介绍，但早已忘了见面时间。翻检当年老人的来信，她于1981年4月18日信末写有这样一段文字：

去岁四月十九日，您持蕙孙信，作不速之客枉顾。光阴荏冉，不觉期年，自承教益，使老朽长了不少知识。您贵忙，料无暇回忆此琐事也。又申。

那时，我虽逾“不惑”，但尚属中青年，而老人则已届八旬高龄，但依然思维清晰，言谈明敏，彼此颇有一见如故之感。而我之所以要拜见老人，不惟因其面见过观堂，更在于彼时她是亲历了罗、王辛亥东渡，寓居京都吉田山下那段岁月之仅有的健在者之一（另一位即其二姊罗仲安）。老人此时在宁居于山西路人和街，近靠我所居宁海路“机关大杂院”（罗氏学生又是亲戚的银行家周作民之豪华“金城别墅”，即在宁海路5号），骑自行车不过一刻钟的路程。这样，如果以远在数千里外的罗继祖先生为我探究罗、王之学的“通信老师”，那么罗守巽老人便是我可以“零距离”请教的“知识老人”以及“一对一”问学的良师益友了。

于是，我们交往日密。我也忝列于罗守巽老人的亲友圈，并且得以与老人引为自豪的“四教授”，即罗福颐（福颐老人于1981年11月8日去世）、罗继祖、周子美、刘蕙孙通信请教。老人最亲密的就要数近在上海的二姊罗仲安（名静）了，她在书信中坦陈姊妹情深，云：

仲安为巽的同胞姊姊，我们由小脾气不投，虽沪宁相隔伊迩，有三十余年不通闻问。我到（倒）不是闹意见，因自视落魄终身，愧对故人。她景况很好，有三子五女（老人在另一信中说，八子女有七人是毕业于京、沪的大学生），悉在沪、苏工作。现闻我被撞伤（守巽老人于1981年10月14日外出时被一青年骑自行车撞倒，伤及右腿，并致信向我告急），人到暮年，总是关心手足的，非常记挂，安慰备至，说剩你一人，可到她家住，以度颓年。子女同声支持她意见，巽当然感慰。

此信写于1982年1月2日，所说“如剩你一人”，盖以其老伴丁德清已患不治之症，故二姊仲安在写给她的另一信中说：“我的女儿同你的女儿一样，他们会照顾你的。”（1982年7月29日来信）我在拜访罗守巽老人时，曾见过丁老，面容清癯，见我这不速之客，一言不发，避进了“灶披间”。

却说当时，我虽非初生牛犊，却颇有“无知者无畏”的猛劲，欲觅王国维《词录》等未刊遗稿，仲安老人乃专函托三妹（罗守巽）转达，谨录如下：

三妹如晤：

昨得挂号信，悉一切。……王姻伯作手稿被抄去事，是六九年二月三日夜三点钟，由徐镇街道户籍警率领多人，抄至次日薄暮，始将所有书捆载而去。因无法定罪，书之外衣服未动。三十年来，时时允发还，乃如挤牙膏一样，每逢如王冶秋在职时曾催还，又舍亲朱东润等人代催，均有小反应。先无清单留下，后来有人说是上层指示的，故无清单。直至前年，秀实为副厂长，单位出面代索还，始将对方留的底子与我看，当即照下，其中列有王姻伯手写《词录》未印过，又《曲录》元本似已印过，三伯父的《金石粹编》稿亦未印过（两朱印的），公家昔年曾出约二千元收买，乃因台湾声言要“反攻大陆”，乃未成交。时至今日，如陈君可设法，姊决不吝酬，其中尚有两包信札、扇面，有王手迹可以为酬，也希望善为传达。辟疆很忙，如需详细叙述，等等当令其写明。因恐妹望信，故先草此。……

姊静手上，一月六日下午。

此信写于1982年1月6日。嗣后，我专程赴沪拜谒罗仲安老人，当面聆教，并捧读了老人出示的《词录》稿本。而今《词录》早已影印出版，唯此手稿如何在“文革”中被抄，恐知者甚鲜；而所说协助“代催”的朱东润教授，乃仲安老人儿女亲家。我还曾为传记写作事，托请周子美前辈荐介，欲拜访请教呢！

我在结识罗守巽老人后，曾尽力推荐出版其所藏的几部书稿，依次为《史可法集》（罗振常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受兹室诗稿》（单士厘遗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洹洛访古游记》（罗振常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借以取得稿费收入，对老人生活有所资助。首先是《史可法集》，我认真审读书稿，提出评价与推荐意见，出版社很快接纳了书稿，并顾念孤老生活，预支稿酬二百元。这在仍处于低工资的当时，可算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1984年此书正式出版时，上海《新民晚报》发了报道，称罗氏校补本为现有《史可法集》“最完备的一种，意义十分重大”。实际上，这正是我写呈出版社的推荐语。守巽老人在写给我的信中说，此书出版，“如非大力（推荐），心血之作就成一本废纸，先君（罗振常）肯定是衔感九泉”；又告以“家姊（罗仲按老人）来信说，翻开《史集》，见先君署名，不觉流泪。这样功德，我们全感激涕零”（1984年冬至前一日，即12月21日致笔者信）。前此，老人还抽出部分稿费酬谢，说：“家姊来信，稿费理应与陈君对半分也不过分。”我回以无功不受禄，坚辞拒受。罗继祖先生乃来信感谢“理应受酬而坚不受”的“高谊”。周子美教授更为此致信“巽妹”，称“陈君助人为乐，有侠气”，云云。凡此，我何敢承受，无非是前辈勖勉而已。

随着交往渐密，乃有了“认女”佳话。1984年元旦过后，我探望罗守巽老人，数日后她来信“斗胆提出”：“我最希望的是异日能寄居庑下，与大令媛共同研究文化，日久自生情感，我身后可有个人想到此孤独老人。”那时，长女君艳才十四岁初中生。我与内人正发愁如何回谢老人美意，还好，守巽老人说她要就此“写信长春，看反应如何”（1984年1月17日来信）。果然，继祖先生很快从长春来信，示以“不可”，说，“家姑母脾气非常古怪”，昌雯是远房亲族（罗振玉堂弟之女）来帮忙，也弄得不欢而散，可以为戒。所以，“能随时照顾已心感万分，如与同住，日久弄不好反伤感情”（1984年2月29日来信）。事实上，我与内人皆随孩子口吻亲昵地称老人“罗奶奶”（通信则曰“守巽奶奶”），感谢继祖先生直言相告，我们由此更敬重老人，力求不伤和气地保持友好往来。至于守巽老人前此给我的信中屡及之“舍妹昌雯”，与内人同为小学教师，从外貌看不过五十几岁。她逢寒暑假从合肥来宁探望堂姐，与内人则彼此以“张老师”（内人）、“罗老师”相称，十分投缘。可能是1985年暑假，昌雯来宁与老人发生冲突，哭着向内子诉说老人脾气怪异，不近情理。内人待人和善，从不对人说长道短，至此也只能劝和了。就守巽老人言之，对内人“张老师”依恋之情，临终尤甚。弥留之际，仅有我偕内人陪伴床侧。内人俯身喂以亲手熬煮的米汤，先后二小瓷匙，第一匙尚能启唇，下咽；第二匙入口，安详眠矣，面容宛然如生。时为己巳年清明，即公元1989年4月5日之午后2时，卒于寓中，享年八十有八。守巽老人病逝当天下午，我给长春、上海拍发了急电。谨将罗继祖先生复函，补录如下：

顷得来电，惊悉家姑母于五日长逝，承电告，至为感谢。老人孤孑一身，晚景凄凉，她把自己孤立起来，我们也无法帮助。帮忙反而惹起她老人家不高兴。身后事，有累足下，所谓“生死不渝”，惟于古人中见之。闻八日开追悼会，想南京还有些人给张罗。我们在远，无人能去，就近恐须由郑姑母派人去主持……眼下诸劳清神，不安之至……追悼会后如何安排，尚请续示。

落款日期为1989年4月6日。信中所询“安排”，殆即老人善后之事。考虑到其为罗氏后人，且系孤老太太，追悼之日，承单位给派了辆面包车。至于老人所遗“身外之物”，就是临终时所居的那套单居室“拆迁房”，以及其他箱柜、首饰等物，均由罗继祖先生信中所称“给张罗”的“还有些人”去议处。内人给我叮嘱：办完追悼，概不参与。俗常一点讲，就是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而今，内人亦已谢世四载有余。追怀“生死不渝”的当日，她在“煤基炉”上为“守巽奶奶”熬了半天浓香的米汤却仅喂入二小匙之虔诚，不由使我联想到拙传首章写的“救世为心”的罗母慈行，我是真正眼中饱含热泪……

如上所述，大致可窥我与“罗二代”“罗三代”的交往与情谊，而亲情之温馨、友情之可贵，洵非一般传记作者之仅限于“做专访”所能体味的。由此，我还要说，因为搜访观堂生平、学业而得以与雪堂后人交结，也是促成我撰此大传之一大学术机缘。

再从学术上来说，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曾打算写罗、王二家之学的专著，并拟就了书名及章节，但二家合写难以下笔，故决意从我夙嗜的观堂入手，相继写了四部王氏之传。特别是近七十万言的《王国维全传》（2007年）问世，我非惟没有舒一口气，反而益增紧迫感。我学养有限，备感有生之年、尚能握笔之时，尽己所能，接写罗传，这是我的学术责任。事实上，从罗振玉生前撰自述生平学业的《集蓼编》（1931年），到半个世纪后由其“读书孙”罗继祖辑述以《永丰乡人行年录》命名之年谱、回忆祖父一生之《庭闻忆略》，及其后续《家乘点滴（十则）》《涉世琐记》诸作，构成了完整严密、外人几难置喙的罗氏“家传体系”，这在近现代学人中可谓绝无仅有。有鉴于此，故我撰传的学术定位是“史传”，而非“家传”，是迄今为止唯一出诸“他者”（而非“罗后”）的罗氏长篇传记。前此罗继祖先生辑谱撰忆，咸以为其祖父“辩诬”“雪谤”为主旨，自有其家庭背景下的苦衷，我们自当予以理解；而拙传之所以有别于“家传”，盖在于从家族背景外，历史视阈中忠实不欺记其事，客观无私传其人，不欺就是尊重史实写真情，无私就是无所讳饰讲真话。归结起来，就是要严遵史则，秉持直笔，力求写出一部臧否有征、褒贬有据，庶几可称信今传后、无误于人，并且翔实可读的罗氏大传。

我撰此大传，如果从搜录史料算起，历时三十余载，离不开各方面友人的倾情帮扶。旧谊新交，令我感佩万分。例如，曾任南通市作协主席的老友张松林先生，为我提供了有关罗、王往来南通，交谊张謇的诸种诗文、史料。供职于复旦大学图书馆的王亮博士系王氏曾孙，以传承观堂之学为职志，新著迭出。我退休陋室，墐户闭塞，在撰写罗传中所得博士帮助之多，真是不胜枚举。诸如：罗氏挚友蒋黼遗稿《浮海日记》；罗氏三子罗福苌生平年谱资料；王潜明、王高明（即王仲闻）兄弟早岁在沪结“嘤鸣诗社”时所写诗稿；而新刊《王乃誉日记》，则更为拙传追述罗、王交谊，增添了前此未见的珍贵第一手史料。

此书得以写成，我更要感谢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总编室主任王宏波编审。王君体谅笔者耄年体衰，从商谈定约到书稿草成，先后近十年，不催不促，温言慰勉如一日，特别是去岁夏秋酷热，今年冬春奇寒，适当书稿付排，校样往返，稿本装了三十余袋，重达数十斤，王君乃骑电动车薄暮下班，亲诣寒寓携取，且未尝喝一口热水。曷言乎清廉？此非一端耶！还有我昔日同事、画家冯郁先生在百忙中为拙传印配图片，高情厚谊，尤在不言中焉。

最后，我还要说，罗氏一生时间跨度长、关涉方面广、波及人物众，绝非“五十之年”的“书斋学者”王国维可以等同，故继王传之后再撰罗传，可以说是一个高难度的尝试，缺憾、疏误、舛讹，定所难免。所以，我在友情感谢的同时，更期盼着此书出版后，学界同仁、各方读者能予以宽洪接纳、批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