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昆曲在明清之际曾经辉煌了二百年之久。
 

大约在六百多年前的元朝末年，昆曲发源于江苏昆山傀儡湖、阳澄湖交界的正仪（今属巴城）一带，它起初的名称叫昆山腔。

昆山腔是元明南戏五大声腔（弋阳腔、海盐腔、余姚腔、杭州腔、昆山腔）之一（前四种声腔已经失传），明代中叶（正德、嘉靖年间），魏良辅“十年不下楼”，对昆山腔进行了改革，融南北曲为一体，此后昆山腔称为昆曲。

根据史料记载，明万历至清乾嘉年间，是昆曲最为辉煌的“盛世”。

这期间，昆曲北上，逐渐取代了北曲。昆曲在京城迅速流传、风靡，并且从明朝一直延续到清朝中期。万历年间，昆曲以苏州为中心，向全国拓展，流转大江南北，至于南方闽粤，直达西部边陲。

明万历初，有吴县人朱裳到郴州游幕，连他家的“苍头”都会唱昆曲，冬天下雪，他约了同僚好友，在离郴州不远的万花岩山洞口大唱昆曲。

湖南人在外地做官，也把昆曲带回了家。清同治年间，陈士杰任江苏按察使，回乡时，多次邀请江浙昆曲艺人到家乡桂阳演戏。

在桂阳八个民间宗祠戏台题壁上，发现上演的剧目就有146个，其中不同剧目119个！1974年，临武县香花公社甘溪坪大队的草台上，发现有用化妆粉写的“宣统二年，胜昆文秀班在此连演十六天”的字样。甘溪坪是个只有一百多户人家的村庄，昆曲戏班能演十六天，可见昆曲深入民众的程度。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八月十七日，山西各地秀才到太原省试后，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曲子大会”，与会者“几五百人”。在比较偏远的省份，众多秀才汇聚一起唱曲，可见昆曲的影响范围之广。

“东”风西渐，俗登庙堂。一时间，皇帝都上了瘾，康熙五下江南，两次有昆曲供奉，直至迷到“岂可一日少闲”；乾隆六下江南，初次巡幸，“因喜昆曲，回銮日，即带回江南昆班中男女角色多名”，昆曲艺人在景山内垣的住处有一百多间，人称“苏州巷”，足见皇帝喜好之极，皇家梨园之盛。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王公贵族、豪门内府、文人雅士，作为一种“身份”的标志，皆以欣赏昆曲为荣。

随之，一大批职业昆班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苏州一带就有数千“专业”演员！他们大多在专业的戏班，也有在“家班”，多靠演出昆曲为生。这样的戏班、家班，遍布北京、天津、苏州、杭州、扬州、上海，直至湖南、广西、山西……星罗棋布，面广量大。

演出多，“明星”多，捧场的追星的不计其数，大画家大书法家文征明，对昆曲痴迷，可以一个月不洗脚不沐浴，从早上一直听到晚上，是个典型的“昆虫”！

张岱《陶庵梦忆》说，杭州余蕴叔家班有一次演出时，“万余人齐声呐喊”，而苏州枫桥杨神庙的职业昆班的演出，“四方观者数十万人”，难怪陆文衡在《啬庵随笔》中说是“通国若狂”。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昆曲追捧之热情，丝毫不逊于现在的追星族。

来自歌剧之乡的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在他的《中国札记》中，不仅惊叹于中国的经济殷实富裕，而且亲身感受了昆曲在中国人生活中无可取代的地位——

这个民族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这个国家有很多年轻人从事这种活动，戏班的旅程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凡盛大宴会都要雇佣这些戏班，客人们一边吃喝一边看戏，十分惬意，以至宴会有时要长达十个小时，戏也一出接一出演下去，直到宴会结束。

正是在这样丰厚的土壤中，产生了一大批戏剧作家，出现了数以千计的昆曲剧本。其中，汤显祖以《牡丹亭》为代表的“临川四梦”，“上承‘西厢’，下启‘红楼’”，成为中国戏剧史上与关汉卿、王实甫等巨擘相比肩的伟大剧作家，而从文学、美学和哲学思想的高度和深度上说，则与同时期的莎士比亚遥相对应，堪称东西方的双璧。

汤显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成百上千的剧作家中涌现出来的佼佼者，他是千万昆曲迷所呼唤出来的大作家，也是中国封建体制下逼酿出来的愤世嫉俗追求爱情自由和精神释放的叛逆英雄。

昆曲最为兴盛的时候是乾隆年间，仅在苏州就有大小四十七个剧团，每天都有昆曲演出。“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每家每户都会唱“收拾起”“不提防”两句昆曲唱段）。清康熙年间，《长生殿》和《桃花扇》演出时，京城朝野和富商云集的扬州官民争相观看，其轰动效应，绝不亚于当今任何一次明星大腕的演出。《红楼梦》里有多次演剧活动的描写，绝大多数是昆曲。

清人曹去晶于雍正八年（1730年）写的《姑妄言》中说——

你道这好儿子不送去念书，反倒送去学戏，是何缘故？但他这昆山地方，十户之中有四五家学戏。以此为永业……就是不学戏的人家，无论男女大小，没有一个不会哼几句，即如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是一个道理。故此天下皆称为昆腔。

（文章节选自：《大美昆曲》，作者：杨守松。图片来源与网络）

▌《大美昆曲》
 

作者:杨守松

定价:35.00
 

出版时间:2014年4月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大美昆曲》是作家杨守松的新作，叙写发源于昆山的昆曲，由经济昆山的报告转至文化昆曲的大写，借昆曲来说中国梦。该书由三部分组成，包括上篇《古与今》、中篇《人与戏》和下篇《缘与源》，分别叙写了昆曲前世今生的历史演进、当代昆曲大师名家的艺术贡献、精神风采以及有关昆曲的颇有意味的人和事。

 

作品取材广泛，不拘一时一地，从江浙沪到京湘，从两岸四地到美国欧洲，不拘一格，随手拈来。作者以对昆曲的敬畏之心来引领思考，既有悠长的历史纵深感，又在时空维度等方面作了新的拓展和开掘，使得作品既有叙事的厚重度，又有丰富的内涵。

 

“昆曲是中国梦的一个符号，一个图腾，一个折射政治、经济和文化起落兴衰的标志。”通过对昆曲的歌咏，抒写经济时代的文化大美，由此强化时代的文化自觉，进而谱写经济与文化和谐相生的中国梦的新篇章。作品的价值正在于此。（责任编辑：陈琪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