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坛与张爱玲
邱楠先生做“中广”节目部主任的时候论及张爱玲，他说：“一个女人，一个被人骂成汉奸的女人，小说写得这样好，‘某某’等人以后都不必写小说了。”
这话若在今天说，女性主义者或者认为出于恶意，那时却是为女性抱不平。那时台北的“中国广播公司”把“广播小说”当做重点节目不断加强，节目部因选书而涉猎长篇，我曾力荐张爱玲的《秧歌》，但因书中有一句“毛主席万岁”而遭封杀。邱主任说那句话也许有心安慰我，那时正值“某某”的巨著播出过半，制作群准备接档，考其时为一九五五年。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高水准人士肯定张爱玲，在此之先，可有谁说过类似的话？据我所知，左派右派对她都是恶评。罪名无非“封建殖民地的消闲之作”。张爱玲终生不近中国文坛，与“文坛的守门人”对她的伤害一定有关系。
至于“汉奸”问题，缘由大概是抗战期间，她在“孤岛”上海的一家杂志经常发表文章，那刊物的经费据说来自胡兰成，胡是追随汪精卫在南京另立中央的人物之一，张胡二人又有特殊亲密的关系。等到抗战胜利，惩治汉奸的项目中有“文化汉奸”，张爱玲被点名传讯。一九四六年我经过上海，从报纸副刊读到当时的记述，张出庭应讯，反问法官：她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到底有哪一篇或哪一句话是汉奸言论？法官无言可答，因为确实没有，那是一份“消闲刊物”，张氏的散文小说完全“脱离现实”，罪名不能成立。后来爱玲远走海外，却与台湾不相为谋，恐怕是“文化汉奸”一案种下的恶因。
六十年代，张爱玲的小说在台湾大盛，出现了“文坛四大名旦”之说，即张爱玲、聂华苓、於梨华、琼瑶。张氏推翻了许多“据说”：据说读者不关心从前，张写的是三十年代；据说读者不关心远方，张写的是上海；据说你得写与读者息息相关的事物，张的小说情节并非出于台湾风土。《金锁记》和《半生缘》当前，据说只是据说。
张爱玲历经意识形态的打压、政治的歧视、时尚的无常、流派的推挤、地域的过滤、商业化的试炼，她上无援引，旁无朋党，作品自然风行，作家中产生张派，读者中出现张迷。说句俗气的话，她算是替写作的人扬了眉吐了气。
在我心目中，《秧歌》和《赤地之恋》是她的“余事”。
我喜欢《秧歌》，她的形式完美，又有那般突出的人物。电影界推崇《赤地之恋》，有男女主角的悲欢离合，场景一再变换，适合拍片。当年台湾当局对这两部小说视若无睹，非但没有赠过奖，也没有一篇来自文坛重镇的评介，甚至在各种文艺会议中也无人一语提及。六十年代，张氏由美国新闻处接待漫游台湾，她事先约定不发新闻，不与文艺界见面，自然也就没人请她吃饭演讲。
《秧歌》那时未能在“中广”播出，表面的原因是书中有一句“毛主席万岁”，演播人员暗中检举，我落了一个老大的“不是”。其实导播有权删稿，把这句话删掉就是。今天回顾当年，《秧歌》是在两个世界的冷战中产生的，冷战由美国主导，美国挟傲世之力动员天下资源，张爱玲也被波及。那时西方对共产主义、共产制度、共产党员早有研究，冷战的文宣政策是根据那些研究制定的。台湾当局对共产国家、共产集团当然也有研究，然而我们的文宣被称为“总裁心理学”，也就是揣摩他家人家的主观愿望竖下标竿，中外有很大的差别。这差别落实到文学作品，落实到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出现认同上的割裂。
论述“冷战文宣”提及张爱玲的名字也许是一次失敬，我的本意是要说，《秧歌》既能合乎时代需要而存在，也能脱离时代需要而存在，在文学史上千秋万岁算一本书。同理，她的那些“言情小说”也许是“为了封建殖民地上海而产生”，但殖民地消灭，作品能乘风归去入于经典。试看文学史上多少诗文剧曲，由一时的动机产生，却有永久的效用？这是大作家的身份证。
张爱玲对台湾作家的影响，已有多位专家一一指点梳理，我也一谈我的感受。
一九四九年后，台湾“外来的文学”大半是三十年代的左翼写实主义的余绪，追求深刻，排斥空灵，标榜“一字一血”，轻视“镜中之花、水中之月”，功力大于才情，“教读者太沉重”。而且习染既久，陈陈相因，虽有良师益友，一时更张无多。
六十年代，诗人余光中掀起第一场变革，他以诗法入散文，揉合文言欧化自铸新句，因新句而生新意，焕发了白话文的生命。他的修辞方法成为时尚，一个作家，只要在六十年代还维持成长，大概都受了他的影响。他不仅“剪掉散文的辫子”，几乎重新排列了散文的遗传因子。当年咱们的作家爱听独创，即使你说他受上帝影响，他也拉长了脸，谦虚的作家也只肯拉一位西洋文豪作源头。余氏的功劳今尚缺乏足够的见证。
七十年代，经过“乡土文学”的“颠覆”之后，张爱玲“来了”。随着天才换代，张爱玲式的修辞“忽然”形成大合唱，形成第二次变革。许多字，我们从未想到可以像她那样用法。她总能在我们司空见惯、无话即短的地方说出一座花园来，神来之笔，触目皆是，比例之高，迈越前贤。她下笔点化，鸡犬成仙，万物皆如初造初见，使读者惊讶得像个孩子。作家纷纷从她的殿堂里搬走一些砖石作自己作品的基石，新一代的天才比较坦率，张迷张派任人数说。
现在，张爱玲不再是“一个被骂成汉奸的女人”，而是“中国当代文学大宴漏掉的贵宾”，夏志清教授给她补了一张请帖，庄信正教授则为她留了一个包厢。
记得五十年代之初，台湾有“文艺运动”出现，恰值胡适来台，新闻记者问他看法，他说了一句“文艺运动要由大作家领导”，令我纳闷，因为在当时形势下，“大作家”乃是被领导对象。后来知道，胡氏的意思乃是“江山才人，管领风骚”，是“少数创造，多数模仿”，若余若张，庶乎近之。
然而人心不足。“张爱玲典范”是一个才人的格局，大而不伟，使人仍然苦忆“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名字”。人在物质上“饥者易为食”，在精神上则不同，匮乏激发最高的仰望。在台湾，张爱玲成为文学的圣杯，我觉得美丽，也有哀愁。
诚然，张爱玲不欠我们什么，她写得这样好。诚然，站在张爱玲的立场，中国待她甚薄，而她“报之以鲜花”。埋怨张爱玲这个没写，那个没写，张派张迷不服。
张爱玲当然不欠我们什么，但是老天欠我们一个（或几个）伟大的作家。我们期待基督，得到的是施洗约翰，这位使者并未预言“那后之来者比我大”，而是反复申明“不论浮华升华都要成为过去”，“时代已在破坏，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我不怨张爱玲，怨天。
张爱玲生不逢辰，历经三次打击：清室逊位，汪伪政权失败，上海解放。三次都是覆巢之痛。其后絮飘香港，叶落美国，人生给她一种下坠的感觉。她把这感觉十分成功地转化为小说风格，即是众人皆曰的华丽与苍凉：其文华丽，其韵苍凉；其物华丽，其人苍凉；其景华丽，其事苍凉；其情华丽，其味苍凉。“华美的袍子上爬满了虱子”，正是公主落难的形象。她从个人的情感利害出发，以内心的小世界营造出艺术的小世界，一真一幻，一内一外，二位一体，“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确实是了不起。但这毕竟是微观的完美，这一成就的局限，李渝女士有一段话说得好，她说张爱玲“从来不会，从来不想，升越在题材之上，生出叙述的高度”，只是“和人物一步一步塌陷下去，一齐落入无光的深渊”。
诚然，张爱玲写出“浮华”，未写“升华”，也许“浮华升华都要成为过去”，既然已成过去的浮华值得错彩镂金，那尚未过去的升华又岂可弃之不顾？作家应该是为了升华而温习浮华的吧？人世的贪嗔诈毒，晦暗阴沉，我们早已沉溺其中，问题是如何跳出来。你不能把但丁永远撇在下界。张氏自称一生得力于《红楼》，但《红楼》最后雪地红披突然拔高的结局似乎帮不上她。
今天在台湾，“为人不说张爱玲，纵读诗书也枉然”。何以致此，有待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解说。在文学方面，我想这是作家们博采百纳的一个方向，“转益多师”的一个过程，正面的影响和负面的影响都已呈现。当然，历史会给我们再一次变革。
（文章节选自：《白纸的传奇》，王鼎钧著）
▌《白纸的传奇》
作者：王鼎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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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14年5月
出版发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当代华文文学大师王鼎钧创作于不同时期的五卷散文《生命长河》、《光阴分享》、《未晚随笔》、《案头人物》和《艺文感应》结集而成。作者以丰富的阅历、深厚的学识、细致的观察为我们呈现了思考的方方面面：人生回望、天伦之叙、文章品评、时事指点，更有身在异乡对故乡文明的审视……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既有对童年往事的回顾，身在异国对故乡的款款深情；又有享受天伦之乐的怡然，总结夫妻相处、教养子女的心得；还有对作家、文章的品评，展现名人风采和文学思考；更有时事评点，对社会问题表达深刻的忧思。因此，该作品在深度与广度上兼得。（责任编辑：陈琪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