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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一下《南非的启示》的缘起
2013-11-24 13:47:38  来源:文艺社  作者:黄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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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秦晖先生结缘于2009年,在南京的凤凰台饭店,他与我的领导谈论起“中国奇迹”的根源,把同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与南非做了一个纳举目张的比较。


        平心而论,秦晖先生不属于那种言词滔滔的演说家,也少肢体语言,就这样坐着,像一个大写的人平静地坐在那个只属于他的位置上,言语不疾不徐,极少抒情与修辞,间或的停顿间是咳嗽声。


        他让我理解了什么叫做渊渟岳峙。


        他确实就是在唾金吐玉。


        他的概念极为清晰,逻辑极是缜密,视野极其宽广。他对人的说服,不是苏格拉底式的,也不是孔夫子式的,是把一个命题掰开来,让听众一眼就能看清楚里面的五脏六腑,以及系统各部分之间的正负反馈机制。这是“秦晖式的说服”,是用科学的精神来做人文研究。


        许多原来在脑子里盘根错节的问题,一下子就脉络清晰起来,有了山与水的形状。我为秦先生斟酒,心中有高山仰止之感。


        我的领导提议编选他一套文集,秦晖先生慨然允诺。先生返京后不久,江苏文艺社与他签署了一份正式的出版协议。

        这是因,一个偶然的种子。我没想到它会结出如此众多的丰硕之果。


        首先是索尔仁尼琴的《红轮》。在我与秦晖先生的通信中,他谈到一部在中国出版界流浪了十年的奇书,毫不讳言其间的风险与经济压力,问我有没有兴趣。我原来只读过索氏的《古拉格群岛》与那篇著名的演讲词《为人类而艺术》,对索氏的评价是大师级的,但对“俄罗斯的良心”这个赞誉没有太深的认同感。读罢《红轮》数十万字,我动心了,准确说,是心脏成为一盆烧得炽热的炭。其间种种,我在一篇小文中谈过,这里略过不提。


        《红轮》这部鸿篇巨制奠定了秦先生与文艺社的合作基础。


        因为它,我在2010年广东的“南方阅读盛典”又结识了尚红科先生。这个讷于言敏于行的男人,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能把学术书做成畅销书,让真正的思想不再是一件奢侈品。2012年,他还当选为“年度致敬出版人”。我们先是电话沟通,再微博沟通,然后是“电话与微博,一个也不能少”。


        逐渐,双方就形成一个合作框架协议。


        接着,便有了《共同的底线》与《南非的启示》。


        说第一件花絮。


        《共同的底线》上市半个月后,我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谈到这本书,问我有没有读过,我说我是责编。他愣了,半晌不做声,估计是在翻书的版权页看责编署名,半天才呼哧呼哧喘着气说,“在我看来,你编这样一本书,胜过编十本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向你致敬。也望你戒骄戒躁,赶紧编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


        说第二件花絮。


        《南非的启示》上市后,我在新浪微博上发了一条消息:
        “我特别想建议姑娘们读一读秦晖先生的书,尤其是爱好文艺的姑娘们,书里没有黄金屋与颜如玉,但有最好最生动的逻辑范式,以及理性的谦卑;看看一个人是如何运用理性与逻辑的力量来表达深情。”


        几个时辰后,我的私信箱里收到一个陌生人的消息:


        “我知道秦晖先生是有师母的。我就是想当他的学生。你能否介绍我去他家做个保姆?”


        说第三件花絮。


        2013年6月8日下午,我去北京拜访秦晖先生与金雁女士。我的一个在北京怀柔学习的同学听说我的行程后,腆着脸跟着我来到清华蓝旗营,在万圣书园一口气买下能找到的秦晖先生的作品,然后这个平日里眼高于顶的家伙,跟个追星族一样,缩着脖子瞅着秦晖先生结结巴巴地说,“能不能替我签个名?”


        说第四件花絮。


        还是那天黄昏。我与秦晖夫妇在一家烤鸭店聊了三个多小时。其间谈到刘小枫。刘氏的转向,是现实投机还是思想衍变之结果?前者好理解,后者让人狐疑。秦先生说,“一个有效的法子是:这种180度转向,在逻辑上是要求自我清算的,转向者要给出具体嬗变过程,不能宣称是顿悟式的,因为不是在讨论宗教情感。”


        我的疑惑是,“同一个人的不同阶段是否也能成为孤岛,犹如毁坏的立交桥墩,彼此相望,又无从言说?”


        我的榆木脑袋让秦晖先生备感头疼。他挥舞起手臂,为那些被他说出的句子打起拍子,声音也越来越大,是金石相击的铿锵之声。食客纷纷侧目,以至于金雁老师不得不拿筷子敲了下他的碗,“不要吓着孩子了。”秦晖先生这才恍然,不好意思地嘿嘿低笑。这是一个孩子般的笑容。他侧望妻子,那双隐藏在镜片后原本刀子一样的目光,瞬间化为绕指之物。


        这个男人有着我所不知的深情一面。


        他深爱他的妻子。这让他理性的思辨更有说服力。


        吃完饭,还有个小麻烦。由于我的坚持,我们点了一整只烤鸭。餐毕,还有一半剩余。我是过客,不大可能提着半只鸭子回南京。写出《倒转红轮》的金雁老师让服务员帮着打好包,说“我拿回去明天吃,别浪费了。”她的另一只手搀扶着她丈夫的胳膊,两个人深一脚浅一脚,走进被雾霾笼罩下的北京。有霓虹逐一亮起,犹如一团团火。


        说真的,看着他们互相依偎的背影,我的眼泪都几乎要流下来。


        这是当代中国一对最顶尖的学者夫妻。(责编:周佳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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