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秦晖先生结缘于2009年，在南京的凤凰台饭店，他与我的领导谈论起“中国奇迹”的根源，把同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与南非做了一个纳举目张的比较。
平心而论，秦晖先生不属于那种言词滔滔的演说家，也少肢体语言，就这样坐着，像一个大写的人平静地坐在那个只属于他的位置上，言语不疾不徐，极少抒情与修辞，间或的停顿间是咳嗽声。
他让我理解了什么叫做渊渟岳峙。
他确实就是在唾金吐玉。
他的概念极为清晰，逻辑极是缜密，视野极其宽广。他对人的说服，不是苏格拉底式的，也不是孔夫子式的，是把一个命题掰开来，让听众一眼就能看清楚里面的五脏六腑，以及系统各部分之间的正负反馈机制。这是“秦晖式的说服”，是用科学的精神来做人文研究。
许多原来在脑子里盘根错节的问题，一下子就脉络清晰起来，有了山与水的形状。我为秦先生斟酒，心中有高山仰止之感。
我的领导提议编选他一套文集，秦晖先生慨然允诺。先生返京后不久，江苏文艺社与他签署了一份正式的出版协议。
这是因，一个偶然的种子。我没想到它会结出如此众多的丰硕之果。
首先是索尔仁尼琴的《红轮》。在我与秦晖先生的通信中，他谈到一部在中国出版界流浪了十年的奇书，毫不讳言其间的风险与经济压力，问我有没有兴趣。我原来只读过索氏的《古拉格群岛》与那篇著名的演讲词《为人类而艺术》，对索氏的评价是大师级的，但对“俄罗斯的良心”这个赞誉没有太深的认同感。读罢《红轮》数十万字，我动心了，准确说，是心脏成为一盆烧得炽热的炭。其间种种，我在一篇小文中谈过，这里略过不提。
《红轮》这部鸿篇巨制奠定了秦先生与文艺社的合作基础。
因为它，我在2010年广东的“南方阅读盛典”又结识了尚红科先生。这个讷于言敏于行的男人，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能把学术书做成畅销书，让真正的思想不再是一件奢侈品。2012年，他还当选为“年度致敬出版人”。我们先是电话沟通，再微博沟通，然后是“电话与微博，一个也不能少”。
逐渐，双方就形成一个合作框架协议。
接着，便有了《共同的底线》与《南非的启示》。
说第一件花絮。
《共同的底线》上市半个月后，我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谈到这本书，问我有没有读过，我说我是责编。他愣了，半晌不做声，估计是在翻书的版权页看责编署名，半天才呼哧呼哧喘着气说，“在我看来，你编这样一本书，胜过编十本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向你致敬。也望你戒骄戒躁，赶紧编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
说第二件花絮。
《南非的启示》上市后，我在新浪微博上发了一条消息：
“我特别想建议姑娘们读一读秦晖先生的书，尤其是爱好文艺的姑娘们，书里没有黄金屋与颜如玉，但有最好最生动的逻辑范式，以及理性的谦卑；看看一个人是如何运用理性与逻辑的力量来表达深情。”
几个时辰后，我的私信箱里收到一个陌生人的消息：
“我知道秦晖先生是有师母的。我就是想当他的学生。你能否介绍我去他家做个保姆？”
说第三件花絮。
2013年6月8日下午，我去北京拜访秦晖先生与金雁女士。我的一个在北京怀柔学习的同学听说我的行程后，腆着脸跟着我来到清华蓝旗营，在万圣书园一口气买下能找到的秦晖先生的作品，然后这个平日里眼高于顶的家伙，跟个追星族一样，缩着脖子瞅着秦晖先生结结巴巴地说，“能不能替我签个名？”
说第四件花絮。
还是那天黄昏。我与秦晖夫妇在一家烤鸭店聊了三个多小时。其间谈到刘小枫。刘氏的转向，是现实投机还是思想衍变之结果？前者好理解，后者让人狐疑。秦先生说，“一个有效的法子是：这种180度转向，在逻辑上是要求自我清算的，转向者要给出具体嬗变过程，不能宣称是顿悟式的，因为不是在讨论宗教情感。”
我的疑惑是，“同一个人的不同阶段是否也能成为孤岛，犹如毁坏的立交桥墩，彼此相望，又无从言说？”
我的榆木脑袋让秦晖先生备感头疼。他挥舞起手臂，为那些被他说出的句子打起拍子，声音也越来越大，是金石相击的铿锵之声。食客纷纷侧目，以至于金雁老师不得不拿筷子敲了下他的碗，“不要吓着孩子了。”秦晖先生这才恍然，不好意思地嘿嘿低笑。这是一个孩子般的笑容。他侧望妻子，那双隐藏在镜片后原本刀子一样的目光，瞬间化为绕指之物。
这个男人有着我所不知的深情一面。
他深爱他的妻子。这让他理性的思辨更有说服力。
吃完饭，还有个小麻烦。由于我的坚持，我们点了一整只烤鸭。餐毕，还有一半剩余。我是过客，不大可能提着半只鸭子回南京。写出《倒转红轮》的金雁老师让服务员帮着打好包，说“我拿回去明天吃，别浪费了。”她的另一只手搀扶着她丈夫的胳膊，两个人深一脚浅一脚，走进被雾霾笼罩下的北京。有霓虹逐一亮起，犹如一团团火。
说真的，看着他们互相依偎的背影，我的眼泪都几乎要流下来。
这是当代中国一对最顶尖的学者夫妻。（责编：周佳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