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于独立导演总有些神秘的想象——愤世嫉俗、苦大仇深、特立独行，然而总有一些零碎的事实会不断打破这种想象，譬如一群生长在改革开放后的“80后”中国独立导演：他们心态平和，未必为生活挣扎，但仍旧秉承用电影语言独立思考的精神；他们愿意通过无伤大雅的小妥协获得资金资助，却同样与体制保持着若有若无的距离……当你在戛纳、在威尼斯、在圣丹斯看到这些奔跑着的年轻面孔时，他们或许只是正在成长中却保有这个时代特性的“王小帅”“贾樟柯”或“娄烨”。
过去的这几天，世界的另一端，第 67 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再度开锣。然而，对于大多数电影人来讲，盛筵可以在地中海畔的金棕榈海滩中徜徉，生活却还要在期许榨取最大利润的电影市场来讨。在中国，巨型油轮级别的主流大制作把原本就受限的港口挤得满满当当，大多数人选择攀附于这样的庞然大物以求稳妥，但总有人不安于主流，心有逆鳞，人们统一给这些在大船的狭缝中搏生存的光影工作者一个名称——独立电影人，这其中，不乏“80 后”的身影。
这群“80 后”生活在一个物质更为丰腴的年代，电影制作环境更为先进自由而开放，时代背景赋予了他们与以往独立导演更多不同的故事。“80 后”独立导演人数众多，我们从中选择的这 3 位导演或许并不能代表整个群体，但从他们的故事中，或许能组合出人们对这个群体大概的想象。
乡土同，追求不同
李睿珺，1983 年生，因《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下简称《白鹤》）而在独立电影圈颇有名气。认识李睿珺是在 2012 年的第 69 届威尼斯电影节。他的《白鹤》入围了地平线单元。
故事源自作家苏童的短篇小说。一提乡土题材，总有人将其划为靠偏远的愚昧丑陋投西方所好，例如第五代的张艺谋、陈凯歌，在未进入主流之前，他们拍摄的电影总被诟病为基调过于落后阴郁。而来到被归结为“第八代”的这些“80 后”导演时，拍摄农村题材似乎却只是一种故事的展开平台，所蕴含暴露的却不仅仅是农村的落后与粗鄙，而是人性的另一面。
而且，在另一种意义上，年轻的独立影人资金有限，在自己的家乡拍摄，亲朋好友披挂，是一种在局促的条件下最大程度发挥创造性的举措。
我至今还记得那天首映，水城威尼斯 lido 岛的大银幕上，这个在甘肃偏远小村庄拍摄的低成本电影，比 3D 还要摄人心魄，似乎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视觉产物。
影片放送到结尾，老人终于说服不谙世事的小孙子将自己深埋进了土壤，达成所愿乘鹤而去。那一刻的影院里，我感受到了观众在“活埋”的事实前，在各自的道德劫难中纠结翻滚，纷纷醒悟了片名“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的诗性与残酷并存的意境。
李导总是很坦诚：“我家就住在这个电影的拍摄地，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罗城乡，那个村子到 1990 年才通电。”选择偏远地方的故事，绝没有对电影节投怀送抱的欲念。影片中，绝对看不到兜售和揭露，只有对土地与生俱来的眷恋和敬畏。
李睿珺曾在威尼斯的一个小院门上看到一张仙鹤的图片，仙鹤口中衔着一个婴儿。旁人告知他这代表着这家人在迎接一个新生命。当时他感慨笑道：“难怪东方宣扬乘着仙鹤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说法，原来是到这里来了。”或许这个巧合也证明了东西方在情感中暗含着很多互补和循环。靠鄙陋只能让眼睛猎奇，唯有真情才能打动人心。
《白鹤》除了让高台县罗城乡花墙子村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地方有了一段视觉存念，还让这个村子出了一位影帝。片中主角老马的扮演者马新春是导演的舅爷爷，他还领衔过李睿珺另一部作品《老驴头》。《白鹤》入围澳大利亚金考拉电影节，而舅爷爷最后不但飞到了布里斯班走红毯，还一举拿下了影帝。
近期，李睿珺正为新作《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做后期，故事讲述了两个裕固族孩子的寻父之旅，他们用古老的方式，骑着骆驼穿越戈壁，目睹工业文明的冲击，传统文明丧失。这是裕固这个人口不到 10 万的西北游牧民族的第一部电影。
威尼斯电影节组委会曾催促他早些完成后期以便参赛，李睿珺觉得没必要单纯为电影节而降低影片质量。整部影片出炉估计要等到七八月份，到时会以上院线的方式与观众见面。
妥协，但独立
事实上，尽管李睿珺不愿意为展映电影而降低影片质量，但他一直是电影节的常客，在威尼斯电影节中他就曾经获得某个品牌的资金赞助，未来有可能通过中法合拍电影来获得中国独立电影的发展。
对于独立影人来说，境外电影节各类创投计划和电影基金，是事业初启阶段资本的重要来源，摘取大奖黄袍加身，墙外开花有利于回国发展、为新计划融资。
事实上，中国政府每年也会给电影项目拨款，但这项拨款是按照票房来拨的“鼓励款项”，而不是专门为票房欠佳或者未能发行的独立电影或者小成本电影拨出的款项。这对独立电影或许是个坏消息，李睿珺就曾说：“如果仅仅按照票房来确定基金，那势必会让独立电影丧失它独有的特性，为了迎合观众，取得票房，又会走上用自己的语言讲别人的话的尴尬局面。”
然而，对于出生于 1982 年的杨瑾导演而言，这种尴尬的局面或许需要一些更灵活的方式来突破摸索出另一条道路，而这是以往怀才不遇又苦哈哈的“60 后”“70 后”导演所欠缺的。
杨瑾坦言自己跑过太多电影节了，最开始时格外认真，时常走进影院观摩其他同僚的佳作，那时没少睡着，出字幕时方能惊醒，跟着大伙儿一起鼓掌、装模作样。在目睹过无数丢人现眼，耳闻过各色桃花奇遇后，发现电影节本身就是可供取材的沃土。他问我：“你猜在国外那些中国导演们吃不惯西餐，回屋泡面发现没有筷子会拿什么吃？”“手？”“好吧，我是用手吃过。但那帮人里最绝的是有人拿酒店的一次性梳子吃过，还有人拿牙刷吃过，而且是带毛的那一头。”杨瑾说，他的下一部作品就是要讲一个出国只吃得起泡面的“笨蛋导演”到东京参加电影节的故事，在那里，他会和一位日本女孩发生一段电影节情缘。
杨瑾说他小时候认识一位在珠算班的哥哥，算盘打得出神入化。后来竟然有人以这位哥哥所在的珠算班为原型，拍出了一部叫《神算子》的电影，还在影院放映了。这般经历，让他觉得生活本身就是个能出不少怪趣故事的温床。
在北师大读影视专业时，杨瑾决定拍摄《一只花奶牛》。
筹集资金时，老师崔子恩给了他一些建议，如果在影片中稍加入一点点宣传防艾滋病的信息，就可以在一个慈善基金得到 1 万元人民币的项目支持。于是，无关对社会阴暗的控诉抨击，杨瑾将剧中的父亲辞世原因小小地改动为因卖血染艾滋病，解决了第一部 DV 长片的投资。《一只花奶牛》让杨瑾开启了他的电影节之旅，随后的作品《二冬》也多次获得了国际电影节的垂青。
《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是杨瑾走出小众，被大众知晓的一部作品。本片不但让他在 2013 年亮相柏林参与角逐“水晶熊”奖，更让他入围了第 29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提名。杨瑾用真人和动画相结合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学霸和一个学渣小哥俩的暑假故事。孩子们说着山西方言，动画因资金有限略显粗糙，但整部影片到处都是蠢蠢的诗意和古怪的深情。这部带着杨瑾童年回忆的作品，让他既守护了独立不妥协的尊严，又获得了体制内的接纳和正视，与体制保持着若有若无的距离。
与杨瑾聊天本身就妙趣横生，时不时被他严肃许久突然抖出的一个机灵笑到猝不及防。这位喜欢布努埃尔和今村昌平的导演，一脸严肃地对我说，最喜欢别人对他作品的评价就是，“这片子可真怪啊，这得是文艺片吧？！”
平和，却尖锐
执导一部作品偶尔需要利矛一挥，驱千军所向、供万人瞻仰的气焰，这使得导演这项工种略微倾向男性。不过中国电影界一直不缺少女性的声音，在这其中，“80 后”的黄骥还显得很年轻，而她刚刚经历了对于女人来说格外重要的身份变革，成为一名母亲。
2012 年，黄骥因讲述农村留守女孩的影片《鸡蛋和石头》摘得鹿特丹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老虎奖，她拿着奖杯，脸上带着孕期女人特有的可爱微晕。不到一年后，当她带着这部作品在不同地方放映分享时，身边不但站着丈夫大冢龙治，怀中还多了一个小家伙。
跃升为母亲后的黄骥，事业没有停滞。他和丈夫没有像很多“80 后”一样把孩子交给父母，而是带着孩子一同工作。黄骥在现场拍摄时，女儿交给丈夫。等素材拍回来后，大冢开始剪辑，她接班照顾孩子。尽管很辛苦，黄骥毫不掩饰自己对儿时作为留守儿童经历的遗憾，因此她坚持自己成为母亲后，把女儿带在身边。
谈起未来的计划，黄骥仍旧想完成除《鸡蛋和石头》外，农村女性三部曲中的后两部。她认为中国虽然在不断变革、发展，但对于农村来说，外界只看到了财富的积累，却没有意识到该发生的变化早已发生，而不会变化的东西以后也不会改变。这些尘积下来的顽固不化不应永远与世隔绝，中国农村女性的问题，其实本就是社会问题的缩影。
黄骥说她在生孩子以前，也曾焦虑过，担心以后是否会与电影渐行渐远。但后来她意识到，与女儿在一起的时光，也会成为未来创作的新土壤。做独立电影需要的不是不顾一切的莽撞，普通生活中不期而遇的灵感同样弥足珍贵，这无疑与以往独立导演焦灼的愤世态度有所区别。
人员构成多元化、差异化，一直是独立电影圈的魅力所在，这其中不乏投机钻营者和妄图一举成名之徒，但好在总有很多人愿意为电影艺术中极为奢侈的自由和独立，拿出踏实而勤勉的姿态。俗话说得好，船小好调头，在被巨型油轮垄断的体制中，好在还有这些小船，机警睿智地航行着，承载着我们最美好、最远离现状的期许。
（责任编辑：陈琪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