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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谈谈《归来》和所理解的“自由”
2014-05-25 21:21:03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刘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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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歌苓在《陆犯焉识》里把自己两个爷爷的故事合在了陆焉识身上。

        一个是亲爷爷,留洋10年,会几门外语,16岁上大学,25岁读完博士。1937年淞沪会战后,日军占领上海,40岁的爷爷自杀了。

        一个是爷爷辈的亲戚,在青海的高原监狱里待了27年,就是后来小说里“大右派”、“老无期”陆蔫识待的那个监狱。这个爷爷把当时的生活细节写下来,给严歌苓看。

        严歌苓想写下这个故事,想了20年。直到200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的一个好朋友说认识青海司法部门的朋友。严歌苓终于被带到了那个已经颓塌的监狱。“我从那个时候才找到一些感觉。”

        严歌苓觉得亲爷爷要活到后来,一定是书里的类似命运。他是极清高的人,结党拉帮在他看来是不上路的。他想保持独立和自由,但是非常非常难。“你不做他的朋友,就是他的敌人。你要是他敌人的敌人,又成了朋友。1930年代上海学界作风复杂,几个派互相斗,大量文争,让我爷爷非常失望,谁都不想投靠。他是学政治的,又看到国民党腐败。觉得政治和教育都救不了中国。”严歌苓说,“他在对自己婚姻、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巨大悲哀当中,可能后来患抑郁症了吧,就自杀了。”

        电影《归来》从小说《陆犯焉识》波澜跌宕的五六十年里截了最后一小段,再把这一小段的情绪意味简化许多。或许,简化也是一种纯化,会有跟复杂不一样的能量。

自由是不可以不假思索去接受的

        人物周刊:你有讲过,陆焉识一直寻求一种知识分子式的自由,还有冯婉喻一辈子也特别缺自由,这个自由反而在她失忆后实现了,她一辈子端庄,失忆后才可以在不愿意的时候破口骂人,甚至连衣服给她的不自由她都不要。可不可以说,自由对你这本书来说是一个很重的主题?

        严歌苓:对,非常重要的主题。我这个主题从很早很早开始,一再思索,一再玩味。比如说我1995年写《扶桑》,一个性奴隶,我有一句话就是说:她虽然跪着,但是她宽恕了所有站着的男人。她内心的那种自由,不是人家可以给她的,也不是谁可以拿走的。像美国人要拯救这种不幸的女人啊,基督教精神啊,救赎精神啊,但是扶桑那种复杂性,她那种博大,像土壤一样,被践踏但永远也无法伤害她。后来我给陈凯歌写的《梅兰芳》剧本里,也提到了自由。凯歌当时说,歌苓我发现你对自由的追求挺连贯的。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现在追求到自由了吗?

        严歌苓:应该说我现在是最自由的人吧。但是,还需要有一些技巧来维护自己的自由。比如说越来越多的媒体活动或者什么,会剥夺你的自由。它们会在下意识当中影响你对自己的看法。比如评论家说我的文字风格怎么样,我下意识会觉得他们说我那样写好,那么我继续那样写。忽然冒出这个念头我觉得很可怕,因为这就是在失去自由。

        还有媒体,看到我在什么地方说了什么,会觉得这次说得挺愚蠢,那次说得挺好,种种反馈回来会在你的潜意识里形成一些东西,让你觉得似乎在被什么左右着。这种身不由己就是自由失去的开始。

        人物周刊:就是你面对所有对你的判断,都保持一种警惕?不论表扬或批评?

        严歌苓:哈哈,不是警惕,是企图不为所动吧。我有一些可以保护自己自由的方法。比如说我不会上微信,不会写微博,不会被谁的好话、谁的坏话弄得一喜一悲。特别是我选择在国外住——当然也有其他的客观原因——这个还是挺保护我的,至少有时差,别人不大可能在白天给晚上的人打电话。这就给我一定的自由度。还有我在写作的时候,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关机,把整个世界屏蔽在外面,绝对保持一种独立清醒的思考状态。

       我现在认为的一种自由,就是你所有的东西都要经过自己脑子,从来不可以不假思索地去接受,特别对搞艺术的和尊重知识的人来说应该这样。中国现在流行的语言哪,风气呀,所有这些东西你都要去怀疑一下,然后思考,然后或者接受,或者不接受,或者把它作为一个写作必须知道的知识,保存起来。

二十多年的分离是不可能不留下痕迹的

        人物周刊:书里的陆焉识是一个有一些复杂性的人,跟妻子的感情也是浪子回头型的。但在电影《归来》里,陆焉识更偏向于一个完美的人,跟妻子也是从头到尾都特别爱,看不到感情从何而来。你自己喜欢这种偏向完美化的改编吗?

        严歌苓:书有比电影大5倍的容量。你可以写到他做浪子是一个阶段,回头又是另外一个阶段。基本上经过了一个民族的苦难,他才悟出了自己对妻子实际上是爱的,他的妻子实际上是最有价值的一个女人。如果电影要把这些都讲的话,大概需要上中下集,最少是上下集,像《日瓦戈医生》那样。就是《日瓦戈医生》也没有办法讲得很全面,它讲革命的那些地方都是很漫画式地概括了。

         我觉得导演肯定是因为这样,他得找一个最能在100分钟体现出来的东西,其他许多故事放到背景去处理。两个人由于苦难而形成的这种错位的爱情,这种相互呼唤和愈合的情感。一切破碎得不得了,记忆也那么破碎,情感也那么破碎,整个国家刚开始擦干身上的血迹站起来,也那么破碎,这种很破碎的东西在这个电影里还是体现得挺多的。我觉得要是正面去展开的话,近乎不可能。

        人物周刊:你书里的女性一贯是玲珑多姿的,就算隐忍,也可以感觉到她很有情趣的那一面。但张艺谋导演比较北方范儿,她的女主角都是那种隐忍起来很硬朗的。电影的场景也从上海改到有大雪的北方,气氛会变得不一样。你怎么看这种变化?

        严歌苓:刚刚说这个事的时候,陈道明也是特别遗憾不能把它放在上海。张艺谋导演是个北方人,觉得自己拍上海会拍出来不太地道。这种上海的故事,在北方是有一个城市会比较相近,那就是天津,所以他这个故事放在天津拍。现在看起来它是3个人比较密封的空间,有时候你感觉到它是一个很写意的空间,就像在戏曲里面。我觉得大部分时候已经难区分一定是北方或南方。

        巩俐的样子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北方女子。我奶奶的气质是跟她完全不同的。我奶奶是一个水乡女子,非常娇小秀气,非常白皙,单薄之极,可能跟我的外形比较像。但巩俐演得那么好,那么完美,那种感觉、节奏。每一个动作都是在你期待中的那样准确,过一分都不行了,她就是那么准确。我觉得她就是冯婉喻,把她演活了,不管外形是什么样子。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如果自己是电影编剧,会怎么改小说《陆犯焉识》?

        严歌苓:我想我会把女儿的哥哥加进去,因为这个哥哥是最不能接受他父亲的。他一家人对陆焉识归来的反应是很残酷也很幽默的,我比较欣赏我这篇小说的那种幽默感。这种故事和人物,这种调调,天伦的关系都被异化了,父亲和儿子之间的那种不接受、那种嫌弃。父亲是个劳改犯,他回来了,虽然他是被冤枉的,但是他和这个家格格不入,他是一种异物。比如说,哥哥要把父亲所有衣服煮一煮,特地买的新衣服也不行,也得煮一煮。这种接受中的不接受,其实到最后也没有接受,陆焉识最后还是走了。这种荒唐、幽默、残酷。这二十多年的分离是不可能不留下痕迹的,不可能他被一个家庭就这样容易接受了。所以我会把这一点加进去。

        我觉得张导有自己的考虑和设计,他的调调没有定在这种上头。现在的样子,更加爱情至上吧。他把这两人的感情,唤醒和愈合,推到极致了。他每一段的桥段都把它写到极致。我觉得特别痛快过瘾。

 

写作是一种需要

        人物周刊:你以前说过好多次,说自己不想再做编剧了。从什么时候开始说的?

       严歌苓:早就不想做编剧了。我觉得我没什么天才做编剧。再说我这么爱自由的一个人,什么都想按自己的意图实现我的艺术创作,很多时候做编剧是要按照导演意图的,你要理解他想要个什么样的电影。所以有时候跟我的自由观是有冲突的。

        人物周刊:但好像你还是经常在做编剧。

        严歌苓:对,原创的还是写,比如说电视剧,我只写一稿,第一稿就像长篇小说一 样,制片方他们拿去,如果需要改,那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不参与的。如果再让我跟着改,我绝对不会干。你知道要是卷到剧组的工作里,你要跟着它的进程来生活,而且可能把你弄得背井离乡,跑到北京跟他们聊剧本之类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我的女儿才10岁,教育她也是一个很重大的任务。

        人物周刊:那你不会介意交出去的剧本被改得面目全非吗?

        严歌苓:那当然是跟你很信任的导演合作,做出来跟我的原作相差不会特别远的。相差太远的,我反正不看。

        人物周刊:你是真的每天早9点坐到下午4点写作吗?

        严歌苓:基本上是。写完了当然会放一段时间假。在每个作品的创作中,除了礼拜天我会放假,其他时间都是这样子写。

       人物周刊:会有写不出来的时候吗?或者写几行就不要了。

       严歌苓:有啊。像《陆犯焉识》我有10万字不要了,都没有关系。你还处在一种敏感的创作状态下。我很喜欢这种创作状态。让我感觉到我生命是有浓度的,有一种比较有凝聚力的精神。对所有事情都爱想,反应起来很快。如果处在一个放假状态,比如说我前一阶段就放假四五个月,到处旅游,很快就发现不是特别喜欢这种状态,特别懒散,脑子逐渐不那么爱思考了。每天都该有个时候什么都不想,脑子什么信息都不去处理,但只能很短暂,比如说30分钟,像打坐一样。要是时间一长,我觉得就不是那么舒服了。就像过去的舞蹈演员,很长时间不练功就觉得自己笨重和僵硬。

        人物周刊:你创作力特别充沛,几乎每一两年就有一部长篇。你这么多故事来源从哪里来呢?

        严歌苓:我都是听来的。我特别爱听人家讲故事。对一个故事感兴趣,我就去找相关的人,如果找不到,或者不够,那我就不会写,就放着。我会做很多笔记,很多故事断断续续写下来一些细节、一些信息。有时候过了几年,我翻开看,还是很让我激动,我会再继续去找足资料。如果觉得我当年这是为什么呀,就算了,不要了。

        人物周刊:一般一本书你要调查准备多长时间?

        严歌苓:可长可短。像《小姨多鹤》,我是在1978年还是1979年听到这个故事的,我一直有兴趣,但一直没条件,哪有这么多钱去请日本人帮你。一直到我舍得花这钱了,也有这钱了,去日本住在小山村里,找感觉,听故事。都是那种特别地道的日本老爷爷老婆婆,特礼貌的那种。要请懂英文和日文的翻译陪着,挺贵的,但是非写不可啊。

        觉得这些故事都有它自己的成熟期,你到了一定时候就觉得非常想写这个故事,就开始写了。《陆犯焉识》也一样。人的阅历和心智成熟到了这个地步,你对自己家族开始好奇,对家族的好奇和对自己的好奇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回事吧。

        人物周刊:你一年的时间有多少是在写作,有多少是在积累素材?

        严歌苓:我写一部作品的时间,是在给下一部或再下好几部作品做积累。比如新出书写赌博的,要看百家乐(赌场的一种赌戏)的资料、历史,读大赌徒的传记。这个一定是我在写《陆犯焉识》的时候就开始了。交错着来吧。

        人物周刊:不会影响你当时在写的作品?

        严歌苓:不会呀,那就变成业余的一种消遣了。晚上读一读,做做笔记。很有趣,很开心的。

        人物周刊:除了写作你最大的爱好是什么?

        严歌苓:看电影呀。和女儿玩呀。

        人物周刊:有没有写到某个岁数就退休的打算?

        严歌苓:那怎么可能呢?写作对我不是一种工作,是一种需要。
(原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责任编辑:陈琪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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